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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9章 烈士遗孤(一)


二狗双手举起酒杯毕恭毕敬地呈送到老人面前,诚心诚意地为为逝去的先烈父亲点赞,也表示对先烈遗孤的敬仰。老人接过酒杯和着眼泪吞咽下大口酒水,眼睛红红地说:“年轻人,我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还哭鼻子抹眼泪的,让你笑话了。”

        二狗说:“不,伯伯,这种苦难无论落在谁身上都会伤心欲绝的,是人之常情。”

        老人得到了心里安慰,平静很多,对二狗愈加喜欢,“嘣嘣嘭嘭”磕破一个咸鸭蛋递给二狗说:“年轻人,吃吃,别客气。”他说着话,自己也夹了一筷子土豆片放进嘴里咀嚼,再美滋滋地喝下一口烈酒,继续向下讲述他传奇色彩的家庭故事。

        老人出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的苦难时刻,危险时时刻刻都会降临在这孩子身上,他从出生到父亲去世仅与父亲相处过一两年。由于他在四五岁时就与母亲做过日本宪兵队的大牢,阎匪军也经常派人打探他的下落。随着抗日抗蒋斗争形势的不断复杂化,再加上父亲从事地下工作,母亲还要时时为父亲打掩护,所以在老者儿童时期,母亲便把他寄放在离县城较远的农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他是吃着黑豆、地瓜、野菜等杂粮长大的,从孩童时起,就认定农村的家才真正是他的家。

        日本人投降了,蒋匪军掌权,整个中华大地又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地带。随着老者的父亲再次担任游击队队长后,开展了除奸行动,有力地打击了阎匪军。阎匪军开始四处抓捕他的父亲,由于多次扑空就想起了他的妻子儿子,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恐怖,阎匪军到处寻找儿童时期老者的下落。这个苦命的孩子开始了他东躲西藏、流离失所的童年生活。从那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老者是在极度恐慌、害怕、饥饿和陌生中度过。可以说他没有过一天属于正常孩子的生活,曾经有好几次差一点就丧命了。幸亏是众多相亲们冒着生命危险保护着他,他的童年是不幸的,但同时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吃过百家饭,受过多少人保护,被转移过多少次,谁都说不清楚,也没做过统计。

        解放后他怀着忐忑不安和半信半疑的心情,回到了毫无记忆的县城家里,结果家里的五间大瓦房已被日本侵略者和阎匪军烧光,爷爷见到了这个瘦小的孩子都不敢相信这是他的亲孙子。

        回到县城后看到同龄孩子们都背着书包上学,他也回家吵着爷爷要上学,可那时候刚解放,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经常搞破坏与暗杀,爷爷担心害怕他遭遇不测,只能善意撒谎说:“等你妈妈回来就送你上学。”并告诉他:“现在外面经常有坏人偷小孩子,你可不敢一个人到外面去玩。”

        可他根本不信,经常趁爷爷不在家时溜出去到学校偷听别人上课。果不其然!有一天爷爷出外办事,出门的时候还警告他:“不要相信陌生人,更不要和陌生人走。”

        可他没有听信爷爷的话,那天他一个人在学校门外正听课,突然走过来一个人,又给他糖吃,又亲切地告诉他,是他妈妈让来接他的。他一听非常高兴,便跟随这个人向城外走,正巧,县里的两个干部在街道不远处看到他,便多了一句嘴,问他:“去干啥呀?”

        他说:“这个叔叔带我去找我妈妈。”干部问他:“这个叔叔你认识吗?”他说:“不认识。”这引起了干部的警觉。国民党特务发现情况不对,趁他们不注意跑进了众多胡同里溜走了。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去过家门,这期间爷爷开始传授他武艺。1953年初,他的母亲接他到市里,当时,地区专属书记亲自将他送到区干部子弟学校上小学,班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让他感到了温暖与高兴,老师说:“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班集体,一会儿让班长带你去宿舍给你安排休息和住宿的地方。”

        从此老者在这里过上了安稳、安全、舒适的集体生活,在这里吃、穿、用、学费、书费一切都由政府负担,不用花他们一分钱。

        这种生活和学习环境是他做梦都梦不到的事,他感觉太幸福了,可隐隐约约还有种不真实的感觉,生怕突然一天会失去,幸福来得太快反而觉得不踏实。

        1958年9月市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计量所招工,当时只要三个人,老者就有幸被招了进去,从此全区各种计量器具的检查就由他负责,有了工作他今后就可以自食其力了。那时他干劲冲天,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非常认真地检查着各种器具,同事和单位领导都经常表扬他。那时也正逢大跃进时期,各行各业都在争分夺秒大干苦干,人们对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充满了热情,工作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老者更是倍加珍惜、认真对待。他虚心向老同志学习,为了尽快掌握检查技术,他经常翻阅有关资料、工具书,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就成为计量检查行业的行家里手。

        在计量所四年中,几乎没有任何休息和节假日,只有春节能休息三天。那时只要有下乡的任务他就抢着去干,尤其是去乡镇下乡,当时交通极为不便,道路大多是崎岖不平,全凭两条腿进行长途跋涉,所以鞋子就显得非常重要,有时候一双鞋都穿不下一个月来。下乡是单位里最“苦”的差事,而每次下乡老者都是积极主动要求,再苦再累他从来没有后退过,总是觉得比起旧社会吃得苦,什么苦都不算是苦。

        然而,到了1962年初,国家出台了一个精简机构,压缩城市人口的政策,俗称62压。当时老者的情况正好符合政策的规定,于是,他又被压缩回老家原籍的县城。就这样,老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他钟爱的计量所。

        由于他老家的房子和亲人都没有了,迫于生活,他不得不像本家远方亲戚求助,在他们的介绍下,他又回到了市区外贸公司打零工,当了一名搬运工。搬运工属于重体力劳动,对于他这种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大难题,但是不干又不行。因为他知道像他这种特殊家庭的人来说,又缺少来自父母的疼爱,不会有人养他,所以能找一份活,再苦再累也得干。他坚持干、拼命干,那时搬运工的工作是要么没活干,要么是一天就得干十几小时扛麻袋的活,常常是累得腰酸背疼。好在不到一年的艰苦磨练,他挺了过来,而且又磨练出他原有的顽强坚韧的品格。

        在1966年底老者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如愿结婚。在结婚前夕,他的母亲将父亲的真实经历如实告诉了他,此时他深陷沉思中。多年渴盼父亲回家的幻想与期待终于破灭,于是老者将自己封闭起来,这下急坏了他的亲人们,眼看婚期已定,可他还是没有心情。经过二舅二妗一天一夜的苦口婆心的开导,他终于想开了,无论生活发生过什么事情,人还是应该向前看、向前走。从此老者将父亲的过去及父亲带给他的重重磨难深深地埋在心底。

        从此这个苦命的人,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并且还有了一位知冷知热的爱人,可好事多磨,刚过上幸福生活没多久,先是四清运动开始啦。虽然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中的作风问题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多种性质的问题被简单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处理和打击。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开始了,外贸公司的所有干部要求到车间劳动。老者的科长、副科长两位领导被下放到搬运车间劳动。

        当时的形势,让人感觉人人自危,所以,工人们都不敢与两位领导多说话。只有老者觉得他们都是工人出生,前段时间相处的时候一直没听说他们有什么问题。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两位领导有问题。因此在空闲时或吃饭时,就主动找领导进行劝导,安慰两位领导不会有事,过几天查清楚就没事了。不仅如此,他还陪两位领导下班后看大字报。

        没想到,就因为此事,却给他带来了新的苦恼与麻烦。结果,没过几天老者的大字报也给贴出来了。当一位工友告诉他让他小心时,他根本不相信会有自己的大字报,因为他是烈士遗孤,历史清白。大字报揭发他是保皇派,阶级路线分不清,还说他是四类分子等子虚乌有的罪名。从那时起,老者陷入了无尽的烦恼苦闷当中,上班时再也不敢和那两个领导说话了。也不敢和其他工人多说话了,只知道埋头干活。这件事情弄得他有点不知所措,再也不敢管其他任何人的闲事。尽管如此,还是时不时地有人给他贴大字报。于是他开始沉思时代的过度激情与热情。

        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的洗礼,老者逐渐认清了是非界线,认为文化大革命应该是用文化与革命冲洗那些资产阶级的灵魂。而不应该搞互相揭发、互相怀疑、互相整人那一套。他很疑惑像他这种历史清白而且是绝对无产阶级的人,平时不关心政治,怎么倒被政治“关心”起来了?

        老人谈到这一段的时候又是一阵唏嘘,像是不理解‘政治’怎么会这样难以被解读?二狗倾听着老人的述说,更不敢对‘政治’二字发表见解,初中时学的是《青少年修养》,高中时学的是《唯物主义论》,大学时学的是《中国革命史》,参加工作后又自修了《商品经济学》,这就是他所接触到的全部‘政治’。政治是复杂多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色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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